江苏沉浮启示录
本文为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一到十的合成本，特别感谢《南风窗》编辑谢奕秋先生
此篇谢绝不经许可转载
[上篇]
尽管文化、区划等对经济发展确有作用。但文化差异并不根本，区划不利也非关键。江苏的问题终究不能归因于此。
行政区划与经济区不重合并不要紧，关键是中国行政干预经济的传统太甚。而江苏更曾经是行政干预经济成功的典范。
江苏何以整合？
碎片化的省域
作为独立的行政区，江苏成型的时间远远晚于其他省，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江苏的荣光。在明代，其他省份的府县归行省或布政使代管，而江苏连同安徽的府县却直接归南直隶中央直管。虽然南直隶没有皇帝长驻，但府制设置却丝毫不逊色于北京。那时，江苏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
到了清代，汉人的朝廷成为史话和志士们心中的天国。南直隶也由此被尘封于记忆中。江南省，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却不全在江南。过于强大的实力使它不得不被肢解。江苏、安徽，应运而生。可惜的是，在清一代，江苏仍没有与其他省份相似的格局。巡抚驻苏州，学政寓居江阴，贡学又在江宁。更糟糕的是名望仅次于直隶总督的两江总督设于江宁，而全国最有钱花的民用衙门河运总督和全国最具战略价值的漕运总督居于淮安。扬州又是全国最繁荣的商贾云集的中心。于是，这些既撑起了这块土地的骄傲，又是拖滞区域整合的杀手。而转换往往只在瞬间。占全国田赋3/10和税收7/10的江苏，光芒四射的时候，却无暇也没有必要关注它自身的区划缺陷。北边的徐州府八县相对独立。海州也默默无闻。扬州河下、淮安清江浦的繁华，难掩周边受洪水肆虐的世代贫困。苏州与徐州虽然同在一个省，却几乎没有什么认同。
江苏的整合实在是任重道远。而清代行政上的疏忽又加剧了这一格局。江苏巡抚不能管辖全省，只得蜗居于苏州。两江总督不时指手画脚，而漕运总督和河运总督也不是省油的灯。除了领袖，威严总需要事务来维持。失去了指点具体事务的权力，威严就如同一个纸老虎或风干了土垛，一碰就倒。只要有其职，不会闲着就成为这些圈居江苏、直隶中央的督抚们的写实。
吴语、如台话（如皋-东台）、淮扬话、南京话、中原话……使江苏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乡土亚文化圈。摊开各省的地图，类似如此不利的，除了江苏外还有河北、甘肃、内蒙和广东。但惟独江苏最为尴尬。行政的整合对文化是强势的，可在江苏却无法统一行政。清末上海的崛起又加剧了这一内部鸿沟。民国，南京市区和上海市区从江苏划出，使江苏的全省整合更见步履维艰。一有什么动静，江苏立马被割开。徐州要么由鞭子军独断，要么由齐鲁代管。解放初始一度还有分省的迹象。其后，虽有多次努力，可江苏的不利还依旧明显。1955年，萧何的故乡和砀山梨的产地被用来交换了泗洪和盱眙。可得未必偿失。徐州离安徽更近，被山东压得更紧。安徽的天长，中国行政区最独特的一块近似飞地，成为狭义苏北除盐城南部部分地区外进入省城的必经之路。滑稽可笑。天长留在安徽发展的滞后也直接给苏北的发展带来了阴影。宁连（南京-连云港）一级公路的天长段不仅修得艰难而且走得更艰难。
“浙江”是条钱塘江，而“江苏”是两个城市（江宁、苏州）。江总会流淌连贯，而城市间总少不了龃鼯。省名的差异也成为江浙两省发展的差异。在浙江，除了宁波人在近来有点不服省城外，其他城市没有敢藐视杭州。而在江苏，可能除了淮安、宿迁、扬州、连云港外，其他城市或多或少对南京面有微词。更可怕的是，江苏省内苏州人会与无锡人相互攻讦，无锡县人与江阴人也会互不相服。苏南人瞧不起苏北人，南苏北人又瞧不起北苏北人。在北苏北中，虽然盐城曾经隶属于淮安府，但今天的盐城在淮阴、徐州面前却蛮有自豪感。提到柳市，大家想到的马上是温州，而不会是乐清。而提到盛泽，人们通常只提吴江，甚少提到苏州。虽然江苏最早实行市管县，但在江苏，县对中心省辖市的不服却要胜于浙江。温台（温州、台州）人、宁绍（宁波、绍兴）人、湖嘉（湖州、嘉兴）人、浙中人、浙西人和杭州人，虽有富贫差异，却不会像江苏人如此的不团结。他们不会希望省城直辖，也不会希望重新组省，更不会希望把自己划到别的省市去。
跟浙江相比，今日的江苏已经自叹不如，与山东相比，如下的江苏也会汗珠直冒：在常人的眼光中，山东大汉远比无锡商人令人尊敬，也远比淮扬厨师来得威严。于是在1930年代的上海滩，山东有马永贞，而江苏只有泰盐通（泰州、盐城、通州）的码头工人。山东人讲话的内部差异并不小，胶辽人和鲁西人的差异并不亚于江苏省内。但山东人在外省人眼里却是一个整体，连说话都被误认为存在一种山东话。在2002年，山东以远小于江苏的外资吸收量而取得了与江苏一样的增长速度，GDP“紧咬”江苏不能不算一个奇迹。可很多人不明白，虽然山东总量稍差于江苏，而且人均更少，但山东的内部却远比江苏平均。鲁南原先要远差于徐连（徐州、连云港），可现在早已后来居上。烟台原先差于南通，可现在也好于南通。江苏确有被遮盖住的苦衷。香雪海没了，孔雀飞了，小天鹅亏了，春兰空了，春花谢了，燕舞停了，常柴不动了，苏酒要救了。江苏日益成为外来资本增殖的炕房，大多数江苏人成为跨国企业的劳工和国内其他地区资本的雇员。与山东海尔、海信、浪潮、鲁花，浙江鲁冠球、南存辉、胡成中等相比，江苏有点不伦不类。浙江今年1到4月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030元，而江苏只有3320元。可怖的事实。
灵气不分南北
“人杰地灵”这个词在人们吹嘘自己的家乡或祖国的时候，经常会不经意地冒出来。这的确无可厚非。与其他省份比起来，使用人杰地灵来形容江苏，即使不是恰倒好处，也可算名副其实。
首先，地灵才可以人杰。平原占69%，水域占17%的江苏的地理环境，在农耕文明占优势的时代可谓得尽天时地利。在面积上与江苏旗鼓相当的惟有浙江。与浙江相比，江苏该有更多的骄傲。同为10万平方公里大小，江苏有的是平原，而浙江更多的是山丘。山丘只是在工业后文明时，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山丘才是资源，而在工业前和工业化中，平原永远会也该占尽先机。鱼米之乡，水是个重要的因素，而湖是关键的载体。太湖、洪泽湖、骆马湖、高邮湖、阳澄湖、石臼湖、滆湖、白马湖、宝应湖、邵伯湖、固城湖、微山湖、长荡湖、澄湖等等，加上长江的水面面积，甚至比浙江的平原面积还大。苏杭天堂、江浙胜地，总是苏在前，江在先。这些不会只是偶然。
地灵并非凭空说说的。江苏曾经有太多的骄傲。绍兴师爷遍布全国，但惟有安家于淮安才可有周恩来；徽商散布海内，但只有在维扬立足后，才有江泽民、胡锦涛。这种事实的确有让人无限遐思回味的余地。绍兴丰产师爷、绩溪多出商人、婺源常出学究，惟有到了江苏之后，才有特殊意义的彪炳史册。这离不开江苏的钟灵毓秀。曹雪芹同样如此。如果曹演不来南京做官，曹雪芹或许永远只是个汉八旗的武夫或混混。江苏的灵气肇现于秦末，虽然那时尽出武夫。而在此前，与关中、中原、齐鲁悠久的历史比起来，现今的江苏要么还留在大海中，要么相对蛮荒。尽管在秦始皇驾崩后，首先点燃黑秦丧钟的是陈胜、吴广，但最终引爆的却是刘邦（沛县）、项梁、项羽（宿迁、苏州）、萧何（萧县）、韩信（淮安）。随后的楚汉战争更是在两个“江苏”人之间疯狂展开。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多出之处，不能不让人思索。这也从此开启了江苏人杰地灵的闸门。此后，这里名人辈出。二十五史中有传记的人中，来自现今江苏这块土地上的就有1/4。明清的状元更是有1/3来自于此。这些都是其他省份难以忘其项背的地方。
江苏的搭配，虽有长江天堑，但并没有天然决裂。在明之前，虽然长期不在一个行政区下，但交往却一直未息。南北都人才辈出，名声鼎沸。除了今天的经济外，苏北并非比苏南落后。历史上，吴承恩的淮安和施耐庵的兴化或盐城都在苏北。唐宋元明清，淮安、扬州、镇江、南京与苏州一道谱写了江苏区域发展的辉煌篇章。江苏一得益于江南、淮东的鱼米，二得益于因鱼米之盛而凿的运河。于是，不说苏州，京口的繁庶、江都的喧嚣、清江浦的鼎沸、金陵的华贵，都并不逊色于史上绝大多数国内城市。同时，洋河、双沟以及高沟、汤沟在中国烧酒文化史上的显赫地位，亦是江苏省的无数勋章中并非不显眼的勋章。无锡只是在清末及近代以后方才突然崛起。常州远没有史上的扬、淮、镇响亮。南通在近代民族工业史上的地位不亚于无锡，在民办教育史上的位次不落后于苏州。江苏是个整体。没有淮海的徐连宿，没有江淮的扬淮盐通泰镇，没有南京，就如同没有苏锡常一样，都将是一个不完整的江苏。南北的江苏并非存在鸿沟。长江只有区区千余米，远达不到广不可及、深不可测的标准。历史上，淮东张士诚能盘踞在苏州抗衡淮西的朱元璋，本身就说明江苏南北的亲近。
不可否认，如同很多省份一样，江苏省内的歧视也客观存在。但苏州人在南通人面前决不敢过分高傲，因为通州的老板并不比吴中少，南通的高考也不比苏州逊色。同样，盐城人的表现也是如此。各地的竞争本是好事。可惜总会有人将这上升为恶俗的谩骂，进而以此为依据试图分之而后快。分省、直辖、入沪成为一些人乐意呼喊的口号。但是，高喊不能吓住已经在叫喊中悄然上膛的危机和疼痛。
江苏的地理位置的确不尽合理。一个仅仅十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地理的中心不是文化、经济、交通的中心。重要的三个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全部都偏于一隅。可这能成为不能共同发展，不在一省的依据吗？东西跨过十来个时区的俄罗斯，国土狭长的越南、智利，曾经零碎分布世界的大英帝国，纽约市、纽约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的区划等等，马上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反面回答……行政区一旦形成，稳定便是一个特征。再次划分则会疼痛难忍。
苏州划入上海，就不再是苏州；昆山并入申沪就更不是昆山。昆山现在的确狂牛，GDP增长速度直追鼎盛时的深圳。可将昆山置于上海的行政体制下，它还能风光无限吗？按上海的本意，所有它的外围都是它的附属和边缘。只是因为江浙太强大，京津的悲剧才没有在长三角重演。可上海为市区的眼前利益而损害行政力量可达的地方发展的传统并没有消失。上海郊县在并区之前，有几个能赶得上苏南和浙北的县市？昆山原本并不富裕，上海在1958年扩大行政区时不肯接受太仓、昆山就是嫌弃他们的贫穷。江苏的行政力量虽不开明，但要管的地方远比上海大，于是，江苏的行政监督者打了一个盹，昆山开发区才有可能应运而生，成为全国第一个县级自费开发区。等江苏省发现时，昆山开发区已经小有变化。于是江苏顺水推舟，网开一面，昆山开发区跨入了国家级开发区的序列。接着昆山在偏门歪方上下点功夫，吸引台资的高地才出现，与曾经和苏州并列的府城松江的黯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早年把昆山同青浦、南汇等一起划给上海，原本基础就薄弱的昆山不会比崇明好多少。关于苏州笔者就更懒得说了。
经济的发展、建设的加快，如果没有当地百姓的生活改善，那对整个地区来说就得不偿失，后劲也不可能持久。“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即在于此。尽管文化、区划等对经济发展确有作用。但文化差异并不根本，区划不利也非关键。江苏的问题终究不能归因于此。彼此歧视即使不是忘本，叫嚣着分省即使不是背叛，也绝不值得表扬，亦不可能是拖滞发展的主因。江苏的发展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
江苏省辖市心病
翻开江苏的版图，除了盐城、泰州等为数不多的城市远离边境外，超过一半以上的省辖市紧挨或临近省界。其中尤以南京、徐州、扬州为甚。马鞍山、滁州离南京的距离近于高淳、溧水甚至六合。萧县县城离徐州市区的路程仅仅比铜山新县城略远，而远远小于新沂、睢宁、丰县、沛县、邳县。天长到扬州与高邮到扬州的里程相当，这使宝应自叹弗如。连云港、宿迁、南通、苏州的主城建成区离省界的最近直线距离最多不超过50公里。这种格局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它的后果也让江苏畏首缩尾。
1983年江苏在全国率先试点省辖市代管县（市）的行政区划改革。其目的就是希望用城市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动机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推进乡村城市化，进而提高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加快全江苏的现代化。而这个政策的实践应该是从苏南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得到了启发。WU（无锡县、武进县、吴县）、常（常熟县）、江（江阴县）的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全国一马当先，的确得益于中心城市工业发展的扩散张力。学习江苏苏南的经验而后来居上的珠江三角洲西首的顺德、南海、番禺同样如此。苏南传统的工业城市星罗棋布既是乡村工业遍地开花的诱因，也是养料。而发达起来的乡村社队工业和后来的乡镇企业又反哺了中心城市。这种良性互动即使不是主因，也是促成省辖市管县的设想在江苏最早付诸实施的重要动因。
江苏于是重新调整了行政区划，率先撤消了地区，全省7个地区和若干个当时的省辖市重新调整为11个省辖市。除了当时的（小）泰州市外，其他被管的都是县。这一政策随后有效推动了县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几年之后，苏南和苏中（南苏北）纷纷撤县建市便是这一改革的正效应的证明。尽管因省、市、县三级管理的形成实际加重了行政成本从而重新引发了省县直辖的呼声，但并不能否认这一体制整体上的成功。在江苏试点的基础上，全国各省市划而为一的省、地级市、县或县级市的格局逐步形成。这些只不过是江苏作为全国诸多制度创新的先驱表现之一。在省辖市做大做强的同时，江苏的这一格局也有不少弊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有可能影响全省进一步发展。比如县改市客观形成了市管市的悖论，因大市的辐射力更强而把原先本该属于小市的资源无情地吸走，部分县改市的地区冷落了乡村地区的发展，等等。但这些问题往往局限于一些并不特别显眼的地区，因而对全省发展的影响也就有限。行政对江苏全省的重要影响体现于省辖市的布局。
辐射总是沿着同心圆顺势向外的。城市的自然辐射也是如此。但行政区却不可能如此规则。经济因素的自然流向和行政利益的考虑产生了矛盾。这尤其表现在南京、徐州。南京、徐州城市的做强做大并不会只有南京和自己下属的县区受益，而可能是邻近的其他省辖市的县市或外省的县市。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南京城市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除了南京市区外，将是滁州、马鞍山。徐州的将是萧县、淮北。在武进最先接受常州的辐射后，丹阳、江阴的西乡将是紧接着的受益者而不是常州市属的金坛，更不是溧阳。盐城的经贸元素如果不受制约的自然流向的话，它首先会流往临近的兴化东北乡而不是东台、响水、滨海。距离的远近与接受辐射的程度成正比，通常如此。
行政干预和权衡利弊地选择发展战略和建设措施必然成为南京、徐州和江苏省的难题，而政府一旦仅仅看到此，必然会使经济因素的自然流向受阻。这在南京、徐州又特别明显。毕竟，它们离省界太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经济中心和区域经济引擎的城市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区域利益，有意识地阻止经济自发的辐射便客观存在。这一过程在减缓了城市辐射走向非己辖区的同时，也弱化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有为的政府往往会吃力不讨好。对乡镇企业的过分关怀的教训，同样存在于省辖市对区位和辐射进程的干预之中，只不过少有人去认真思考和发现罢了。这个问题在浙江不太可能出现，在山东也不明显。而对于安徽，它的市县格局调整得晚迟且凌乱，一个徽州就折腾得够呛，当然也就无从比较了。
其实，行政区划与经济区不重合并不要紧，关键是中国行政干预经济的传统太甚。而江苏更曾经是行政干预经济成功的典范。经典的苏南模式和成为引资新科冠军都是证明。而这对于徐州和南京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却是不利的。这也使得南京、徐州一直有都市却始终成不了圈。如果不是近来的回书记良玉同志从皖省调入，南京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的提法和规划能否出现还是疑问。当回被冠以副总理头衔后，这种刚开始的努力是否在强大的区域利益的考虑下持之以恒坚持下去，真值得仔细掂量掂量。
[中篇]
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宁波人在窃笑。
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
吴越谁领风骚？
对“江浙”的误解
从“江淮”、“黄淮”的提法和所指来推理，“江浙”显然仅指浙江（钱塘江）以北和扬子江以南的地区。其大致范围也仅包括今天的苏、锡、常、镇、嘉、湖及南京的江南和杭州称之为“钱江”的江北。这个江浙的划分是狭义的，事实上也是姬吴的核心区域，它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和上海，仅指古吴故地不是全部的吴语区。
而广义的江浙则有两种划分。第一种是钱氏吴越国的统治区域。也就是今天的丹阳、溧阳以东的苏南和郎溪等地的部分宣州以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在这个区域中，基本上全部操吴语。这是许多认同吴越一家亲的江南人士希望的称呼。但这个称呼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口径先天不一严重影响了这个“所指”的合理传播。“江”是扬子江不是江苏，“浙”在这里却明显指作为行政区的浙江省，而非钱塘江的浙江。因而，二者是不对称的。
更合理的广义江浙则该是江浙两省，而不能简单地指称吴语区。这一认识渐渐地没有什么歧义。但倘若把江苏的简称改为“江”，则江南、江北的所指远没有苏南、苏北来得明晰，这是广义江浙唯一不便的地方。
由此可以进一步分辨长江三角洲这个概念。现在常提到的长三角这个说法其实经济区和行政区交叉混用，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真正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只包括镇江、扬州丘陵以东的冲积平原。它的南线在丹阳、金坛、溧阳、吴兴、海宁，它的北线大致在高邮、兴化和东台。只有它们才严格是由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的平原。它们大部分属于今天的江苏。但这个长江三角洲在现在的报刊媒体和非地理类学术文献中已被抛离。现在显要的长三角实际上是长江下游或称原意上的扬子江两岸与钱塘江和杭州湾周边地区的组合。这在经济上可以正式地说，在行政上可以隐晦地提，但在地理上和心理上却遗留了诸多缺憾。如果偏要用这个长三角概念，那么与此对应必须有一个黄淮三角洲或黄海（海河）三角洲。但没有。如果偏要把钱塘江南岸拖入长三角，那么淮河下游的北岸也必须纳入，否则就不会合情合理。长江是一条巨龙，而钱江和淮河则是横垣在它两旁的虎狮。把类虎的钱江纳入长江，而把似狮的淮河撇在一边，既不合理也是偏见。原来在称呼江河上也同样存在势利。与钱江的虎虎生威相比，淮河是一条沉睡却不断梦游的萎狮。钱江的水势汹汹却少有全流域泛滥，而淮河的水量贫乏却屡屡淹泽淮扬。
江浙在历史上的发展离不开长江、钱塘江、淮河和京杭运河。这是一个多水的地方。同样是“pu”，在广东叫“埔”，而在江浙则叫“浦”。于是广东叫黄埔、大埔，而在江苏则是黄浦江、清江浦、浦口、江浦和新浦。水是江浙的灵魂。源源不断的雪山融水与太平洋的交际则是孕育江浙繁荣的载体。这是一种地缘的优势。无论江浙，无论曾经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事实上都得益于这种地缘。上海的诞生亦是这种地缘优势的产物，而一旦出现后，又成为江浙继续发展的地缘优势。
当年淮扬菜的出现和清江浦、维扬的繁荣得益于这类地缘。前些年的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亦来自于此。而温州模式的出现同样根源于一种独特的地缘。苏南模式肇始于无锡、常熟、江阴，但典型的苏南模式不仅仅在于此，还有浙北的萧山、绍兴、鄞县。只不过随后瓯越的温州模式更具备无中生有的魅力，让人们误以为苏南模式仅仅开始于江苏。而浙江省在1993年后向浙东和浙北地区大力推广温州模式，有先见之明地改造了浙东北的苏南模式。他们在占得了无尽的先机时也加深了这种误会。于是，提到江苏就是苏南模式，提到浙江就是温州模式。江苏把吴越核心区域的乡村工业化模式抢先冠以“苏南模式”的称号，在赢得无限风光的同时也被这种胜利冲昏头脑。80年代在江浙的吴越核心区外，同时还有耿车模式和温州模式。但由于在同一省份的苏南模式的光环过于眩目，与传统社会主义更亲近的耿车模式渐渐消沉至无声。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更具颠覆性和冲击力的温州模式却因祸得福，在浙江省更精明的呵护支持下成长出来。
吴越争锋与苏甬沪竞争
当苏州、昆山已经指望无缝隙融入大上海时，宁波、慈溪只能提出“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口号本身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地与上海地缘似的亲疏。
浙江与上海地理上最接近的是嘉兴。但嘉兴虽然因铁枪庙而声名不小，但与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比起来，还是弱了点。嘉兴、湖州以及北杭州古属于吴，而跨过钱塘江才是越。湖州原是府名，吴兴才是县名，这个正如苏州与吴县。只因姑苏居于吴中，一般的人们才会误以为苏州是“吴”，而湖州非“吴”。
“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而这必然包括湖嘉。浙省的吴地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因钱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因为吴地属于浙江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省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也影响到浙江的发展策略。
烽烟不断的江浙间的竞争也影响到浙江的吴地的命运。从浙江省历来的发展策略和政策倾斜来说，湖嘉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边缘化的趋向。尽管不能完全归因于此，但多少与此有关却是无疑。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情感血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在1990年代的浙江省区域发展讨论中，曾经认定地区的发展极有可能黑洞似地吸光周边资源，进而认为如果任凭上海的中心地位，必然会把浙江的资源吸走而让浙江空壳化。在这个背景下，浙江省的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地偏向了越地的宁绍而冷落了吴地的湖嘉。
1990年代以后，江苏的苏州奉行“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方针，主动融入上海，做好错位发展的文章。而浙江及宁波则竭力疑惧作为区域中心的上海会无底洞般地吸走本属于浙地的资源，由此对上海尽量作出敬而远之的姿态，把打造杭甬经济轴作为浙江的主要对策。于是在江苏抓住浦东开发，甘愿与上海合作，换来外资蜂拥而入时，浙江却竭力与上海争夺，尽量拖滞合作。虽然当时的上海黄书记菊先生来自嘉兴，但当上海将沪杭高速修到嘉善路口多年时，浙江的杭沪高速还是纹丝不动。浙江把精力集中到北仑港和杭甬高速的建设上。这一政策导向有着高深的野心，却暂时给浙江带来了负面影响，拖缓了浙江引资的幅度和力度。结果是人才产量和投资环境不逊苏州的宁波，在外资这一块无法不向苏州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格局最终对两地的影响却祸福难料。因为在江苏希冀外资时，宁波浙江民企乘机兴旺，自有品牌林立，这乃一笔无形的竞争后劲。但外资蜂拥而入，GDP总量迅速膨胀的苏州，在苏、甬两地的争夺中，虽不是全胜，也略占上风。但在苏州尚无力喘息时，优势互转的危机已经暗流涌动。
13%的上海家庭来自宁波，陈良宇、韩正二位上海大员是宁波籍，杭州湾大桥已经动工，雅戈尔、罗蒙、洛兹、太平鸟、奥克斯等优势品牌的效益和本地企业家群体的强势，北仑港的第一深水良港的地位，等等，特别是杭州湾大桥的兴建，将会使宁波和绍兴的优势无限放大。而苏州则面临土地储量枯竭，内部造血功能欠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乏力，强势政府的弊端，内部行政区离心倾向加剧等诸多不足。这种后劲不足的缺憾是摆在苏州面前的巨大危险。对于90年代初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刹那间优劣互转的危机可能重现的恐惧，像悬在苏州、江苏面前晃悠的利剑。在乡镇企业神话破灭之后，因苏南地理优势而勉强撑起的江苏繁荣，将会因宁波浙江的加剧竞争而凶兆毕现。倘若国际资本断流的迹象一旦出现，与浙江相比失去优势的江苏经济增速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整个社会发展也会出现根源性的危机，包括“两个率先”在内必将成为空话。而这可能就以杭州湾大桥的开工为起点。
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宁波人在窃笑。当江苏人赶紧试图捂紧外商的钱袋，防止浙江引资外来居上时，站在背后的越东人得意洋洋。其实他们的目标并非是做上海的后花园，也不是与苏州争当别人金宝宝的炕房。被洋山港逼到险境的宁波正在将计就计，准备力促明州昔日辉煌的再现。杭州湾大桥修建后，上海与宁波的公路连线虽然缩短，却很有限。有心人可能已经发现，宁波到上海仍然是一个半圆，但大桥及配套的高速经嘉兴和慈溪将苏州、宁波连成了一条直线，即使不是笔直也是几乎。虽然宁波到拥有光环的上海公路里程减少了120公里掩盖了这一直线，但这却是杭州湾大桥对于宁波和浙江的意义的关键。杭州湾大桥修建的真实目的并非仅仅着眼于上海、宁波的联动。如果它是这个目的，它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从金山卫下海直达镇海或慈溪东围的杭州湾大桥，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大肆渲染的背后是一个表面的幌子和预设的退路。杭州湾大桥重新洗刷了浙江的经济版图，它的出现为宁波叫板杭州提供了更充足的力气和更充分的底本。宁波人不会这样直言不讳地说，杭州人更不愿如此揭破。
苏南滑落与温州崛起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想象地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届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的。那时昆山还很平庸，张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最著和实惠最多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常”了。伴随这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升。“苏锡无常”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内生的结果。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1995年风光最无限的巅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式风光后把武进、宜兴、无锡县、丹阳等地放到浙江那种行政状况下，这些地方今天的城乡面貌会跟温州、晋江那里一样繁嚣：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受剥削和蹬三轮的外地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历史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实。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港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长期坚持下必然始终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约化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民。长此以往，必然会窒息内生型的民间张力。而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得益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观。
经历数百亿资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产、邓斌的集资和省内被迫北上作秀般的扶贫，江苏经济也软着落了。“二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的农民的苏南人一朝醒来才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不屑的浙江那些专门造假坑蒙拐骗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而苏南人却依旧只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根源很多，惟有细细梳理。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兴办企业的最主要动力存在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到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乡、镇），再到县，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农业富余人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失：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让人稀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抵消，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的路途所作的理性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是上述四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当地的集体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延续至今，也是苏南之成为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阻而入的关键，这同样也是苏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行政权力始终无法介入。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做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了地方保护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造假企业仍然打而不灭。尽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道德成本，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风波，企业就上一个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尝胆。正泰、德力西及其前身的求精开关厂为代表的柳市低压电器和奥康为代表的瓯海、鹿城鞋业就是生动的案例。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地区，当地政府或前届或当届一定难逃其咎。1995-2000年的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总量上远落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目之多，资本之巨却足令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徐冠巨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这不会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温州早期却相反，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的苏南的企业规模远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东等外资勃兴的地区。当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这样，苏南的乡镇企业需要大量的员工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人。这也是直至如今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而在温州，农业剩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规模大的工厂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经商。与苏南比较起来，温州这种模式中个体需要冒的风险超出想象。
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人”的确比“吴人”幸运。今天的苏南人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政府勤勉作为，却为光环褪却后的经济相对停滞准备了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
[下篇]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南京没有能内生出发达的乡村工业，这对南京这个市域市场活力和自我良性调节机制的形成是个缺憾。
无论苏南还是苏北只有孕育出数目巨大的本地民营资本的充分涌流，激发出民间活力的充分涌现，才是避免苏南总量大而收入低，才能杜绝苏北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经常像墙头草一样的不知所措。
从苏南到苏北
筑巢引凤与邯郸学步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活力的激发和互动。1990年前后，当集体性质的企业束缚了苏南民间自主创业的活力后，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开始向外，适逢浦东开发开放，长江大流动，外向型经济成了一根救命的缆绳。它使因温顺地接受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而在总量上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的江苏，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虽然追不上广东，却勉强压过了山东。这一是由于江苏的开发区经济，二是由于乡镇企业基础庞大，而且在1992 ～1995年还得到了恶性的膨胀。但这两点都与政府强力推动密切相关，很可能翻水覆舟般地转眼间变成致命伤。于是回味江苏的发展，总让人欣羡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均0.3亩地的温州人奋起正得于此。给之艳羡而后活。像城里人一样安逸地生活，这是苏南农民兴办社队工业的朴素理想和原始动力。农民创造出财富膨胀的神话后，集中、建镇、进城，农民企业家的空间身份完成了变迁，富裕的农民进城后，一是提高了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变狼。城镇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国家安排的懒惰，主动出击，自主生产，城乡一起联动，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这是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居高难赶、节节上涨的简要描述。而江苏自发的行程却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导致相当部分农民的集资款血本无归而被迫中断。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享别人对苏南赞誉的同时，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今天苏南大多农民的心理和实况。这种危险的心理，与西北白天放几头羊，晚上蜷缩热炕头，吃饱即安的文盲老农区别只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这里得尽地利和天时。
农村虽然远比城市欠发达，但城市相对安逸的环境不可能铸就层出不穷的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春兰是泰州市属的企业，注定了它无法在三泰地区像求精开关厂在柳市小镇领导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一样，打造出中国白色家电的京城。乡村不停地为城市补充精英，也不停地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制造风云人物。城市只适合孕育高科技童话和房地产泡沫，扎扎实实搞制造业的要么是顺利地接管了国企的精明之人，比如，张瑞敏、倪润峰、周厚健、陶建幸、李东生等，要么是从无到有打造制造业神话的出身农民的资本新贵，如胡成中、南存辉、王均瑶等。前者基本上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创业大都集中于城市，后者起始文凭平均只有初中水平且经营无处不在。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如今有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高科技能带来巨大财富确是事实，但其风险同样巨大。拥有光环的知识分子和一穷二白的农民比起来，谁更有创业致富的冲动，谁更有不择手段遨游市场海洋的潜力，知情者有自己的发言。市场是一部无法穷尽的黑箱，专业的经济学人士也无法全部琢磨透彻，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胸中无沟壑的激情农民，对于市场本质上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知识越多，思考越多；考虑越多，担心越多；担忧越多，胆量就会越小。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曾经是生动的写真，现在亦没有完全失效。
缺乏创业激情，一味引用别人资金，成为加工车间，就只能是附属而无法独立。在今日苏南，东部的昆山，一掷千金的是台湾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泽，腰缠万贯的多是闽浙越蛮，只是在北部的江阴、张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还能风光正盛，然而由于他们的资产实在太大，整个社会分配得并不均匀。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由乡镇企业经理人转制而来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大、中、小老板从小到大的梯队和有序跟进的连动。而且由于就那么几个人被披红戴绿地供奉为民营经济的能手，满身贴遍对于企业家而言并不实用的勋章。这种气氛不仅在事实上阻碍了苏南本地中、小企业主的成长，而且掣肘了苏南大企业主的继续做大。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熟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今年苏州的GDP总量有可能超过深圳，跃居全国所有城市的第四位，可在全国4个省级市和15个副省级市中，它始终榜上无名。庞然大物的上海是它的邻居决不该是苏州无法升级的充分理由。殖民地再发达，在宗主国面前依然是奴才。同样，没有内生力量的GDP迅速膨胀也是如此。吸引外资资源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只能是扬弃经典苏南模式的再造之径，而非终结。苏南及中国不可能永远是全球资本流向的低地，一旦劳力成本上升，资源性价比优势殆尽，似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资本盛况只会是届时涓涓细流回首叹望的自恋和极至悲伤之源。这是苏南特别是苏州必须清醒的地方，也是苏州以西长江之北的地区必须明白的现实。连无锡和嘉兴都无法重写苏州骄人的引资业绩，距离更远的南通当然更欠可能。指望一座桥（苏州-南通大桥）两个隧道（上海市区-崇明岛-南通隧道）就将南通变成北上海或第二个苏州，只能是梦想。上海只有一个，苏州也只有一个。把自己比附成另一个名城，即使不是东施效颦，也与鹦鹉学舌相差不远。
筑巢引凤，巢必须筑得恰倒好处，精明的凤凰才会悄然而至。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凤居。苏州的区位有它地无法比拟的优越。正像珠三角一样，大佛山地区只能是大佛山地区，如果顺德、南海盲目地学习深圳、东莞或早年的无锡、江阴，那么它们绝不可能在1990年代中叶以降后来居上。长三角地区错位竞争态势的轮廓已经勾勒。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各自的产业形态特征和经济格局虽有重合却不雷同。在这个意义上，苏北必须明白自己的定位。南通再有良好的港口潜力，纵有毗邻上海的直线距离优势，一条宽宽的长江决定了在南通克隆不了苏州，而南通本地民营资本的式微，经济活力的不足也决定了南通不能拥有宁波与上海争夺世界航运中心的底气。
而且，苏北跟着苏南亦步亦趋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第一个发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城市确实不乏深刻的智慧，可当这个信条不再是秘密并被周边竞相供奉时，引资将成为一种战争，成为各方拼力压低自身身价作贱天然资源的低俗之争。上海将广达电脑项目从昆山硬夺而走，南通、嘉兴、无锡等地对苏州引资形成的巨大压力，使得大树底下的形势已经变得日渐严峻。在温州柳市或虹桥那样的小镇一亩工业用地都可达25万元，而在苏南有的地方曾经甚至只有5万元。即使今天有所改观，也值得反思。
筑巢引凤可以作为一段时间内迅速提升经济规模的捷径，却不是富民强市的根本大计。拥入的海外、台湾的以及外市的资本，数额再巨大，也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候鸟本性。无论苏南还是苏北只有孕育出数目巨大的本地民营资本的充分涌流，激发出民间活力的充分涌现，才是避免苏南总量大而收入低，才能杜绝苏北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经常像墙头草一样的不知所措。
沿江开发与苏北振兴
由于江苏民间自身造血能力的欠缺，吸引诱人的行政区外的投资是江苏始终摆放不下的重心。既然当下无法拥有与浙商相提并论的那种家资和数目巨大的苏商，重点置放于吸引“外”资，就情有可缘了。沿江开发的整体逻辑同样离不开这一贯的轨迹，只不过自觉地与修建港口铁路桥梁及输出建筑劳工结合起来了。
沿江开发与19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跨行政区协调规划不同，也与南京、徐州等都市圈规划不同。沿江开发由省府统一牵头，意在将两岸按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整合为一条绵延432公里的开发区。如果，与苏南杭甬绍强劲的势头比起来，通泰扬活力不足已经让长三角制造业中心南移、北翼缺失成为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加快新一轮沿江开发可以看作这场竞争的对策。顺利的话，尽管不能在根本上减少民富的落差，它也可以加重长三角北翼在GDP总量比较中的砝码。然而，问题也因此而来。
开发沿江岸线，打造临江深水港，建立在深水岸线的基础上。但长江并不是处处都有深水岸线，即使今天是深水岸线也不能保证永久如此。曾经的镇江深水港今日几乎被淤塞殆尽，曾经孤悬江中的金山、焦山几已成陆，急得镇江不得不把很多项目无奈地放在城东数十公里的大港。一个原本一体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哑铃。造化弄人，江水在冲塞镇江港的同时又为江北造出了扬州深水港，使扬州有从运河时代走入长江时代的资本。水流可以影响，却不能控制，否则，镇江也不会如此无奈地在江北江床上扔下数千万元的石块期待保持江南的码头。笔者由此担心，三峡工程拦去的金沙江的甘露，南水北调抢走的扬子江的乳汁，会否造成江苏沿岸江水变缓，泥沙淤积，来水减少，海滩萎缩……
在长江口北岸，南通作为上海附属的区位很难跟嘉兴相提并论。嘉兴与上海的地理亲缘和苏州与上海的地缘，没有本质差异。但南通却有，南通与上海的关系，要么是与上海比肩而立，要么比照宁波。可惜的是，尽管部分城市曾因交通区位而繁嚣无比，但“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的事实，还是让历史上淮扬的繁荣改变不了苏北广大农村的过于贫瘠。苏北农村在近代与苏南农村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在从漕运走向海运，从运河时代转向长江时代和海洋时代后，结果是上海的崛起，而非南通的通天。虽然近代的南通因为风云的张謇的个人努力而留下近代民营实业史上最浓重的起点，但仍然改变不了江北的南通无法与江南的上海遥相呼应的事实。
如果淮安、盐城不能崛起成为江苏的台州、温州，那么南通的发展对于苏北的小康和率先就有无法替代和跳跃的意义。在江苏，从南通到徐州，从江都到新沂，涌出上百万的建筑民工。这与浙江百万经商大军散布全国形成了沿海省份人员外出的两大奇观。南通的“铁军”名扬天下，二建、三建等是全国建筑业的中流砥柱。而同时，其下辖的海门市的小商人可以不弱温州人似地练摊东欧，盖天力和东盛科技全力打造启隆沙，这些理该成为海门、启东的法宝。南通本部与苏州都是长江的腭，而海门、启东才是与浦东、浦西对应的唇。金山、乍浦、盐官是长江的第一下巴，而宁波是长江肥硕后自然下垂的第二下巴。与几个肥硕的下巴比起来，尽管人均收入不低，GDP相对不弱，但上唇还是太单薄。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曾大叫的。东北铁路密度冠全国，但这是建立在东北物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苏北腹地曾经一直没有铁路，直至今天，绝大部分苏北人还没有坐过火车，因为过去没有必要坐，现在去北京打工又有工头包的车。但有没有铁路不能成为苏北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温州、台州的交通曾经比苏北布局更闭塞，山路更凶险，但温台货还是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销全国。所以，没有路就不能发展显然是一种托辞。交通大发展固然可以创造更有利的交流环境，但也可以使没有潜力的路经地区更加边缘化。原先的312国道两侧绵延的是一连串的低等三产，即使档次不高，但依旧还是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一条二级的国道是一条参差不齐的珍珠串，有假珠，但也会混入珍珠；而一条高速，直接来说，可以繁荣两点，也可以带动几处，但却难以直接带领一串。笔者不信，淮安的高速公路优势和新沂、海安新的铁路枢纽地位能够改变苏北整个区域的落后。的确，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激发人的创业激情和无意识地培养出本地人的创业能力。
南京突围
南京是幸运的，它是万里长江的咽喉；南京是不幸的，也因为它只是长三角的末梢。因为长三角过分炫耀的光芒有可能迷惑住南京的眼神，使它的目光只会向东：只羡慕上海，只看到杭州、宁波，只提防苏州、无锡。
看着上海是明智的，但只看到上海并亦步亦趋则很荒唐；不服苏州、无锡并试图赶超是进取的，但过分纠缠于此邯郸学步，则很可笑。因为大海和长江，也因为故吴和旧越，拥有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和高耸入云的陆家嘴，仅此一家，上海是中国的，也是远东的，最终还是世界的。南京起码在经济上永远不可能与其比肩。由于上海、南京的存在，也因为曾经靠运河而兴和以苏州为中心的繁荣已成往昔，苏州、常州、无锡，永远是也只能是长三角的腹地城市，而不会是中心，它们的命运只该与长三角的主流同进同退，而不可能独领风骚。南京与它们不同，它的血统与它们尽管亲近却不雷同，南京倘若把自身仅仅类同于它们，便是不识大体的自我屈才、自甘埋没的不慧。
南京吸引外资加速新型工业化的条件尽管没有苏州、无锡、嘉兴那么优越，但决不该比宁波、绍兴、杭州逊色。地理区位是其一，而中国第三科教城的实力是其本。扬子-巴斯夫一体化的化学工业园，乐金飞利浦的新港开发区，百事、爱立信的江宁开发区和重金支持的高新区，已经并继续在书写它的傲人实力。与上海距离的暧昧，曾是南京引资无法望苏州项背的根由，却也是让内地一般省会羡慕的发展优势。一个在经济人格上独立的南京不仅是金陵的福气也是中国的需要。在强调自主创新和推崇“土著”创业而不人云亦云仅靠工薪收入的今天，它更是南京可以拥有自己更大荣光的关键。在杭州慑于宁波而臣服上海心甘情愿地做阿拉人的后花园后，南京的优势和中心再造的潜力正在变得被人嫉妒。
身居长三角，但影响和心思却不该只是长三角之内，南京就如同当年寓居在县城或市镇的乡村地主，与市城中云集的商贾不顾一切的竞争实在不智，他们的优势在于城外数千亩良田；他们拥有双重的福分，可以像商贾一样开店铺卖杂货，但这仅是副业，更重要的收入来源和比较优势却在城池之外的农村。南京对于长三角同样如此。长三角为南京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生活平台，但南京的发展空间腹地则应向北向西。如果没有长三角，南京就如同长春、南昌，如果没有向西的腹地，南京的前景也只能像常州、湖州，远逊无锡、绍兴。因为省内后起之秀的茁壮成长，因为省内经济中心地位的含糊不清，常会让南京跟无锡、苏州比长论短，这是误区。不能把南京仅仅只看作世界第六大城市带中的一员，而应看到南京是一个中心城市，有着广阔的腹地。
作为狭义城市的南京一直不弱，但就广域市而言，南京是虚弱的，而病因几年前就已被确诊为郊县经济的弱小。地处长三角之边，隔着宁镇山脉的南京与苏锡常、甬绍杭等地的发达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并非是城市，而是农村。集体企业只有在乡村的乡镇企业才是大干实业的主力，个体私营企业，同样如此。城市中的街道工业罕见兴旺发达的。建国后南京有着完整发达的城市工业，但农村却没有能自生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腹地及类似温州、泉州等地的乡村工业。这是南京广域市的经济总量一再被沿海城市和人口更多的内地省会城市超越的原因。
由于投资主体原因，乡村工业得益于松动了的计划经济体制，壮大后的乡村工业体制反过来又加速瓦解了旧有体制。旧有体制在被动下的瓦解虽给地处其中的国有企业以压力，但反过来又会推动国有企业尽快适应和弄清市场体制。这如同“鲶鱼效应”。南京与杭州、宁波、无锡等工业城市相比，城市经济活力相对不足，正缘于此。南京没有能内生出发达的乡村工业，这对南京这个市域市场活力和自我良性调节机制的形成是个缺憾。
同样，南京毕竟地处长三角。南京不可能受不到长三角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由于南京是始终有实业传统和作为温顺榜样的江苏省的省会，使得南京的民营企业家不可能有内地大鳄“空手套白狼”的大气魄。从无到有需要铤而走险的投机，而南京唯唯诺诺的性格缺乏这样的环境。所以，南京很难造就妄图投机的老板，外地的通常的也不会来。南京籍的骗子杨斌只愿去沈阳而不愿回南京就是一个佐证。在南京发家的祝义才、张桂东、张近东、严晓群等，无一例外靠的是实业。南京没有像成都、西安那样出现希望的刘氏兄弟和金花的吴一坚。南京确实丢不开实业，也迈不开大步。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中都是如此。
南京独具一格。有个性的人拥有的独特在使自身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会让自己孤立游离于大众，从而或孤独或无助。
因为既占不尽旧有体制的光辉，也无法萌生出领新风气的活跃开明体制，南京得了风气之先，却不彻底，也占了国有资本之利却不全然，于是，南京总也不能尽兴，两者尽占，昙花一现的光荣太多，最终却还是平庸。刚出道的苏宁电器城掀起旋风却难以惟我独尊。依维轲汽车领风骚一时却无法一路保持领先。黑马冲出的同创电脑直逼联想终后劲不足功败垂成。熊猫彩电风光无限却在对手突然攻击前无力直面挑战而饮弹自伤。金城摩托执了牛耳却又还是表现平平……得市场之先，却又无法大刀阔斧，雄厚的底质，却因过分凝重的气质无法尽情发挥，不经意点亮的光环终究只是雨后的彩虹。
这是南京的困闷，也折射出江苏的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