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学习浙江”诌议


“江浙、江浙”，始终“江”在先；“苏杭、苏杭”，一直“苏”在前。江苏与浙江，无论在国人还是在江苏人的心目中，江苏总会提在浙江的前面，即使创造奇迹更多的是由浙江人，也还是会用江浙，一是因为江苏这块土地曾经有太多的辉煌，二是因为由此以来对历史记忆的惯性。这也让江苏产生了一种莫大的自豪和自大。再加上乡镇企业和开放型经济的先后容光焕发，江苏总是会自发地在创造着新的即便并不能持久的辉煌，这让江苏更难以低下头来向别人学习。在这种背景下，即便学习，也会有所保留，不愿淋漓尽致地学。于是，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地利用了原先的优势产生新的典型，结局却总是迷惘，大好的形势也难免只是短暂。

“学习浙江”口号大张旗鼓的提出的确需要勇气。可在真的需要勇气来促成学习，也意味着江苏荡尽了原先赖以自豪的资质。省内的学习，特别是苏北向苏南的学习，一直未息，结果正是这不分南北的学习颠倒了苏北与鲁南的优势对比并拉大了苏北与鲁南的差距；也加大了苏南自以为是全国最好的地区的虚荣并被眼前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蒙蔽而滋生沾沾自喜，客观上增大了如今推动富民的障碍。实际上，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引起的浙北的“苏南模式温州化”后，江苏就该向浙江学习，这无论适用于苏北还是苏南。可惜的是，放不下眼前的虚假繁荣和丢不下高贵的架子使良机一再错失。即使1997——2000年疯狂的运动式的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对浙江模式没有也无法学到位做到家，并且纷纷又做大后的集体企业改制的民营企业给原生型的浙江模式民营企业在江苏的出现添置了新的障碍。起码在大部分苏南地区如此，尽管吴江南部和常熟部分地区有点例外。而对苏北来说，即使早期一批批组织干部各级干部南下浙江短期学习，和近来推动大批干部定点浙江长期招商，也没有真实地沉下心来认真研究浙江的奇迹，更甭提期待在江苏复制浙江的模式了：因为前者被当作了旅游；后者仅被视为任务。为招商而招商，结果只能是互相欺骗，结局是苏官骗浙商，浙商耍苏官。大批干部前往全民创业的浙江，一是觉得希奇，二是觉得恐慌，恐慌更多的不是来自对当地落后与浙江反差的紧迫而是来自在当地克隆浙江后何处去摆放干部原先高高在上的地位的担忧。无论短期的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学习还是长期的花天酒地式的定点招商，结果只是在向上表明一种上进的欲望、追求政绩的迫切。在这个过程中，耗掉的是江苏特别是苏北并不丰富的资源，贻误的却是江苏发展的曾经千载难逢的契机。最终差距不小而大，原先不错的基础反而更显得劣势处处。因为这些行为的主体都是干部，与浙江模式天然相悖。

浙江模式是民本经济而非官本政治。无论江浙两省都必须正视这一点。如果浙江政府为了政绩和邀宠而消弱民本因素强加政绩考虑和官本因素，浙江模式就将自束手脚，难以一江春水顺畅的向东流。而对于江苏，如果不重视真正确立立足江苏人的“民本”，“学习浙江”作为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若是真学，只是邯郸学步；若是假学，只会劳民伤财。执意如此，苏浙的差距也只会扩大而不能如愿的缩小。

招商引资，并不是浙江的经验，那是自产于江苏并被推向全国的一根稻草。因为它的确挽救了江苏在全国区域经济竞争中的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后的颓废，所以，无论江苏自身还是全国，都以为这是金草。其实，这是误解，地地道道的误解。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不同于当年的乡镇企业，得到实惠更多的不是政府，更不是行政区内的民众。如果把招商引资与学习浙江经验嫁接起来，只会把江苏的良好资源和市场拱手相让给国内的行政区外的资本和企业。这比吸引境外的资本后果更加严重和麻痹人心。境外的资本是外，而行政区外的民营资本可以是“外”，却无论怎样也不能作为“外资”上报。这样下去，即使学会了“民本”，也不是以江苏人为本，而是以在江苏的有资本的人为本（不好听的说，就是以外来的资本家为本）。2003年江苏新增民营投资的60%来自行政区外的民营投资已经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不知道是否有人为之恐慌。“学习浙江”对于问题多多的江苏的非常必要。但倘若继续死抱招商引资，不分南北、不分城乡的向浙江学习，大打民营经济大旗，只能是浙商蜂拥北上，虽有政绩的暂时辉煌，本地经济却有长远经济社会发展的隐忧。资本的竞争必然是强压弱，大欺小，结果即使苏商不是销声匿迹，也会龟缩一旁，苟延残喘。对于一个狭义的城市，民营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城市外的民间资本烘托起，情有可缘，而对于一个经济大省，如果衬起民营经济大省旗号的主力都是行政区外的民营资本，经济强省的梦想永远只能是梦想。在山东等省咄咄逼人的争抢面前，在全国的位次不断后退，必然无可奈何地不可避免。

“富民”对于GDP迅速膨胀的江苏来说，竟然那样的被政府迫切叫喊着，也算是二十五年改革历程的一大奇迹。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刷新，外资吸引量、外贸总量不断攀高，可老百姓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惠。政府急得无计可施，于是想到了用增加工资来拉动居民收入，拿工资的人高兴了，因为工薪收入长了，而政府压力却来了，大部分地区财政捉襟见肘。接踵而来的是企业在税收压力已经压得喘息困难时，利润空间又因工资支出的增加，活力和作大的欲望无法不受到遏制。更要命的是，无工薪的农民，庄稼即使不减产，收入却相对在下降，与城里人原本就不小的收入反差的就进一步拉大。结果戴着经济强省的帽子却是民工大省，百万建筑民工四处来抢食的江苏奇观更加令人拍案惊奇。富民仅靠工薪收入的增长，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还会贻害深远。使致力创业的人在剔除风险后的收益还能高于中等工薪阶层的收入，是浙江早年的经验。这显然更适应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如果起早贪黑辛苦无比，结果在被政府征税后的收入还不及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的收入的一半，创业的积极性又何从谈起。意识到这一点，是实现富民的根本，也是学习浙江的关键。

对于经济区来说，1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已经不小，浙江经验也不只会是枯燥的几条。浙江的区域发展并不是铁板一块。浙江亦有衢州的穷困，金华市区的恨其不争，但浙江相对来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招式。衢化勉强衬住衢州的面子。金华的四小虎改变着金华大市在世人中的面貌。属于丽水的青田人是西欧早期华侨经商的典范之一，丽水的纳爱斯更是在改造着丽水落后形象。温州、台州，是曾经争议漫五湖而今享誉遍四海的温州模式的名利双收的故乡。宁波、绍兴包括杭嘉湖，曾经善于经商的传统在早年借鉴苏南模式随后转学温州模式后，活力和财力已举世瞩目。学习浙江必须明白浙江不是铁板一块。温州、台州、金华、青田人可以走遍全国乃至五洲，但当今的宁绍杭嘉湖更愿直面上海；温、台、金三地的外资可能寥寥无几，但宁波、嘉兴、萧山却可以成为外资的乐园。对于一个广域的省份，因地制宜永远不会过时，过时的只是仅把因地制宜当作一个口号为因地制宜而因地制宜。

苏南固然有学浙江的必要，但江苏不只有苏南。目前需要学习浙江最迫切的是苏北而非苏南。因为肥水不流外人田、胭脂不给外人抹的顾虑，因为苏南经济高地的隔离，也因为驾轻就熟而滋生了不愿舍近求远的懒惰，苏北始终未能真正确立起适合它也应该毫无保留地学习的温州模式的目标。“走出去，而不是单纯引进来；是从作为小商小贩做起走出去，而不是仅仅作为劳力的出卖者。”可惜已经太迟。温州模式浙江化是成功的，而温州模式全国化则是荒谬的，但苏北温州模式化却是可能的。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现浙南崛起的背景已经是天方夜谈了，但把政府改造成“正视民本，放手民间，适当引导，学会超脱”的政府，是苏北突围的唯一出路。江苏学习浙江，苏北浙江模式化，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苏北的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一般的老百姓，但首先更多地离不开基层之上的省级政府。